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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島核事故的發生，引發了公眾對核電的“恐慌”，外界開始質疑核電的安全性。然而據世界核能協會統計，迄今為止，分布在32個國家和地區的核電機組已經運行了1.45萬堆年，期間發生事故的次數屈指可數。美國三里島、前蘇聯切爾諾貝利和日本福島核事故是其中最為嚴重的案例。有沒有辦法既能消除公眾的擔心，又能保證核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呢？俄羅斯重塑全球核能信心的經驗也許值得后福島時代的其他核電國家和地區借鑒。

       核能利用總伴隨著外界對核能的一種“莫名”恐懼，在發達國家更是如此。受核輻射污染而變得寸草不生的大片荒地和能夠腐蝕一切生靈的有毒雨水幾十年都無法凈化，這幅景致構成了人們對世界末日的生動想象。正是出于這樣的擔憂，福島核事故發生之后，歐盟境內的核電發展陷入低潮：德國宣布完全棄核、瑞士和西班牙表態不再批準新的核電項目。

       獨立分析人士認為，上述“激進的”決定證明政客正在被環保組織“綁架”，是他們為了消除核電恐慌而采取的一了百了的做法。但任何一個能源專家都明白，核電生產領域人為操作的失誤率已經大大降低。

       經合組織（OECD）曾在一份風險統計報告中指出，天然氣和核能是安全系數最高的兩種能源。可惜現實情況與上述結論存在不小的出入。有人做過統計，日核危機后，美國發生了6起核安全事故、日本發生5起、英國和俄羅斯各3起。

       由于核電無法做到百分之百安全，因此中國、印度甚至伊朗等擁有自主項目的國家紛紛招攬俄羅斯原子能建設出口公司（Atomstroyexport）做承包商。4月份，芬蘭能源公司Fennovoima也邀請俄羅斯原子能建設出口公司參與建設境內的第6個核電機組。

       伊朗布什爾核電站也是俄羅斯核電“走出去”的典范，其建設過程在核電工程史上堪稱史無前例。該核電站最早由德國西門子設計建造，上世紀90年代末，西門子出于政治原因退出該項目，在工地上遺留了大量尚未完工的硬件設施。此后，俄羅斯專家接手了這個爛攤子，不但解決了許多技術難題，還妙手回春般地挽救了德國人遺留的廢舊設施，將德國設計成功融入新設計中，避免了浪費。俄羅斯原子能建設出口公司駐伊朗代表去年宣布，在俄伊兩國專家的努力下，布什爾核電站1號機組當年8月30日實現滿負荷發電。

       如果拋開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就事論事，布什爾核電站能在伊朗這樣一個地震多發國順利完工，算得上是核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該項目最近經受住了伊朗境內一系列地震的嚴峻考驗。

       自2011年起，俄羅斯最大核能企業俄羅斯原子能公司（Rosatom）開始大規模布局海外，主推三代堆型NPP-2006（120萬千瓦核反應堆，外界熟知的名稱為VVER-1200——編者注）。據了解，該堆型設計集能動和非能動系統于一身，其他創新之處還包括配備高端堆芯熔化收集器、非能動熱衰減除塵系統和其他經過升級改造的防護設施。而與此同時，由于普遍擔心斷電會影響核電安全，美日和歐洲企業則主攻非能動的核安全系統研發。

       1979年美國三里島核電站發生核泄漏，不但引發大規模的反核示威，還催生出以Charles B. Perrow為代表的社會學家提出的反核理論：由于設計上的局限，核電站發生故障時不可能保障安全。事實上，核電站可能出現的意外情境有數十億種組合，而西方設計者不可能預想到全部的情境，因此不可能有“故障時保證安全”的設計。這種理論大大放緩了美國民用核能研究的發展進程。

       與美國相反，俄羅斯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之后并未凍結民用核能項目，而開始從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重點研究如何防范災難和保障安全。例如，如何讓核電站在遭受飛機撞擊時仍能安然無恙（美國9·11事件之前，誰能想到還要預防飛機撞擊呢？）。

       如果日本之前使用的是俄羅斯的三代NPP機組，或許就不會發生福島核泄漏了，或者說，即使發生了，也不會產生如此嚴重的后果。

       4月26日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25周年紀念日，俄羅斯為此展開了悼念活動。這個上世紀80年代發生的嚴重核泄漏事故對俄羅斯而言是血的教訓，不過經過反思和改進，俄羅斯已經研發出世界上安全性能最高、技術水平最先進的核電堆型。

       筆者只能希望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也能把核電安全擺在首要位置，而不要為了政治利益去忽視它。借用一句廣告詞：在核電領域，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只有這樣，在對核電項目做決策的時候才能兼顧環保和實際能源需求。